那些年，我们跑过的时装周

尽管早在18世纪，巴黎的高级时装设计师们就已经开始举办独立的时装秀，但直到1943年，时装周的概念和形式才在纽约出现。彼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无法亲自飞去巴黎的时尚买手们，不得不为自己的雇主们寻求新品发布的替代形式。

这一将品牌集中在一起，按照日程和顺序先后展示的行为，很快就成为了后来品牌和设计师所推崇的发布方式。在这期间，品牌们会完成系列发布、订货、与媒体合作报道等工作。聚集效应同时也可以给小体量的设计师品牌带来平时无法获得的关注度。

最早的时装周基本以女装为主，在此后的市场发展过程中为了顺应男性顾客的需求，开始逐渐加入男装品牌。然而，男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无法获得媒体和买手单独的关注。男装，或者说逐渐独立出来的男装周开始真正吸引主流的大量目光，可能要到1980年代。这一时期崛起的意大利设计师，如Giorgio Armani和Gianni Versace，开始重塑男士时装形象，为其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星光和魅力。从此以后，男装周和女装周一样，成为了时装行业每年两季的固定环节。

说回国内，如果我们以1978年Pierre Cardin来访中国并举办时装秀视作中国当代大众时装文化开端的话，我们与时尚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媒体与男装周产生关联的时间则更晚，本文受访人之一、曾在杂志任职15年的男装媒体人康乐回忆，大约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男装周才成为许多男装编辑工作日程中的一环。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大多数的欧美时装品牌并没有在中国大陆设立总部，其经营和销售也往往是由国内代理商负责，所以彼时的中国媒体很少有机会和品牌直接建立联系。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时装品牌们开始关注这一后来成为他们主要市场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品牌来华开设自己的办公室，并与本土媒体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自此也就开启了中国媒体与男装周之间的情缘。

虽然接入国际轨道更晚，但中国媒体在国际地位的提升如同奢侈品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的增长一般迅速。2008年之后的几年，可谓是中国媒体参与男装周的黄金时代。彼时社交媒体还不似如今这般发达，除了极个别博客时代颇具影响力的博主，品牌的主要宣发渠道还是以报纸杂志、门户网站，以及电视台等为主。“可能第一年还有媒体会拿到秀场的站票，过了两年媒体就变成了没有好位置就会犹豫是否要赴约。”康乐在采访中这样形容当时媒体地位的变化。

当然，彼时的男装周也是精彩纷呈。互联网的初步发展激发出更富创意且多元的表达方式，设计师们还没有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左右，讨巧的“社交媒体式”设计仍处在酝酿之中。直到2015年左右，社交媒体开始逐渐介入男装周。

这个新兴的传播领域一开始起到了十分积极正面的作用，其中最为主要的表现便是时装博主们开始收到品牌们的看秀邀请。相比传统媒体的报道，博主们用第一手资料和更为个人的视角来讲述品牌故事，其影响力开始在互联网上逐渐显现。同时，这一现象也随着发表意见门槛的降低，使得大众对于男装周的关注增多，品牌们也随之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用自身影响力来“反哺”男装周。

不过，这种近似“蜜月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传统的时装秀呈现难以提起大众的兴趣，品牌和设计师们需要更多的噱头来吸引年轻消费者。但对于无论是制作预算还是媒体宣发预算都不如女装周的男装周来说，既无法抛弃传统的顾客群体，又想要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交媒体的节奏，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发展带来的还有“信息茧房”的塑造，智能算法让互联网用户们只能关注到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男装周这个本就属于时尚圈层的单一场景，在这种茧房的影响下，越来越难产生“破圈层”的影响力—当一个事件能够摆脱社交平台算法和流量池的限制，从而产生全网性的流行，本身就有着不可控制的随机性。

如果说2015年前后，男装周还享受过社交媒体兴起所带来的红利，那2019年之后，潜藏在泡沫之下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让时装品牌逐渐意识到市场的走向。2019年底，疫情爆发毫无疑问成为催化剂。体量小的设计师品牌主动或者被迫取消线下时装秀，选择在社交媒体开启自己的事业版图。拥有男女时装线的大牌则选择将男装的发布合并到女装秀中，并选择在关注度更高的女装周进行展示。

于是，我们看到了纽约和伦敦男装周的合并和消失，Bottega Veneta、Ferragamo和Burberry等品牌纷纷退出，本就萧条的男装周日程变得更为寂寥。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品牌会愿意将更多关注和预算分给女装周而非男装周？这里其实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在传统的社会视角下，女性往往更容易受到品牌的宣传影响而去选择消费，男性的消费意愿则更多是由自己的需求驱使。所以品牌的大部分预算用于女装设计和女装周，便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

如果我们接入更深层次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这个认知实际上也有着社会刻板印象的作用。但由于整个时装消费体系便是建立在大众的共识之上，那么对于同时拥有男装和女装的品牌来说，当预算无法支持他们举办两场时装秀时，选择女装周自然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结果。媒体更多、艺人更多、时装博主们也更多，用同样的预算可以收获更多更集中的曝光，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们与男装周，这段并不算长的情缘，依旧有着许多可以探寻的细节去谈论。本期时装专题，我们携手知名播客EZ Fashion，并与康乐等资深媒体人和品牌公关，一起来聊聊那些年我们所经历过的男装周。

提到“男装周”这三个字，很多人可能是期待，但对于品牌公关来说，更多是紧张和刺激。在某知名公关公司任职的公关B这么形容她的感受，“累的同时又会非常有成就感，时装周是可以接触到我所工作的行业源头的途径，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辛苦多时的工作从何而来，又带来如何的效果。”

这种紧张的氛围在男装周的筹备阶段就初见端倪。从前期工作开始，公关们的分工就非常明确。平日里负责新媒体工作的公关主要对接网站和传统杂志的新媒体，负责平面纸媒的公关则主要与杂志编辑们沟通。此外，还有对接艺人和博主，以及与品牌VIC（Very Important Customer）沟通的公关。

虽然分工不同，但他们在前期筹备工作中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即秀票的安排。因为这会直接反映品牌对不同媒体和看秀嘉宾的态度，也会影响后续媒体对时装秀的报道和嘉宾对这场秀的评价。曾经在多个奢侈品牌担任公关工作，现为EZ Fashion主理人之一的Zoe，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与时装周的“惊心动魄”。

“当时我所在的品牌在纽约时装周第一次举办了男女合秀，但它其实是大众意义上的男装品牌。”Zoe回忆道，“我的老板在时装周前的一周突然离职了，品牌的公关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而我当时也才刚入职3个月。”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需要为中国媒体在秀场上“抢”看秀的座位。一场时装秀的座位是有限的，因而会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并给出固定的座位数量。“我记得当时的秀场一共有三个区域，品牌总部只会给亚太地区其中一个区域总共四排的位置，大概有50多个座位。但那一季参与时装周报道的中国媒体特别多，所以我在男装周之前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大家‘抢’座位。”

EZ Fashion的另一位主理人Eve则回忆起自己当年刚进Dior，负责新媒体工作的时期，“那时候的秀票划分比较简单，只分为传统纸媒和新媒体两个部分。我记得当时还有许多媒体会带艺人去时装周，品牌对于这类艺人也会按传统纸媒合作嘉宾和新媒体合作嘉宾来划分。”

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时装品牌给到中国区的看秀名额也变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愈发重要，尤其是微博的出现，让品牌开始将重心转向曾经没有任何预算的新媒体合作。“我记得自己是2013年9月进的Dior，那时候是没有新媒体合作预算的。后来我第一次跟新媒体合作参与时装周，好不容易获批了一笔不到百万量级的预算，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多，但对于当时哪怕像Dior这样的品牌来说，都算是很多的了。”Eve说道，“品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媒体看秀的位置也越来越多。人数最多的时候，新媒体的秀票可能会比传统纸媒多出两倍到三倍。”所以，当秀票申请的数量超出可以提供的座位数时，品牌自然会根据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度来筛选安排。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媒体，参与远在米兰和巴黎的男装周，这一笔开销是由谁来承担？很显然，时装编辑们自掏腰包只为去看最新男装趋势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或许早期还会有传统纸媒和门户网站有报道成本，但大部分时候，中国媒体参加男装周的成本都由品牌赞助。品牌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换取自己时装周的报道以及其他的拍摄权益，实现时装秀内容曝光的最大化。当然，这种赞助的划分也会发生动态调整。

“ 我们男装秀的预算会在上一年先制定好，媒体部分的预算全由中国部承担，艺人的预算总部会替我们承担一部分。”资深品牌公关B告诉我们。所以，在已经规划好的预算之下，如何将预算能够收获的媒体效益最大化，就成为品牌公关需要思考的事情。早些年间，社交媒体并不在品牌数据考量范围内，大部分媒体合作预算都留给了传统纸媒。但随着社交媒体重要性的愈发凸显，品牌现在基本把大部分预算划分给了自媒体博主们。留给传统媒体的预算尽管还在，但待遇已经大不如前。资深媒体人D就感觉到，“（现在的男装周）人少了，赞助少了，秀票也少了，但品牌的置换权益变多了。”

相比媒体，品牌在男装周期间与艺人的关系更为微妙。对于艺人以什么身份去看秀，不同品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Zoe回忆道：“我之前负责的品牌预算并不高，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就需要去收集媒体带去的艺人信息，最终将这个名单汇总给我们负责艺人的公关同事，从而来挑选合适的艺人合作。”与此同时，她需要确认每一位艺人的看秀造型，确保不会撞衫。另外，她还需要搜集国内媒体对其他国际艺人的采访申请，促使这一场时装秀在国内社交媒体上能有更多的报道。

曾经在门户网站工作多年的时装编辑、自媒体博主Jeremy就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我们合作的一位艺人去看某一场秀，因为他们的团队并不懂品牌在服装的安排上有什么讲究，觉得分给他们的衣服不好看，还问我们能不能自己掏钱去买一套衣服穿去看秀。”

不过对体量更大的奢侈品牌来说，艺人的合作流程就没有那么复杂。“在我的认知里，Dior之类的品牌，已经很多年没有与媒体带来的艺人合作过。”Eve告诉我们，“一个是品牌会选择自己的代言人，一个是秀场的位置也相对比较有限。我们在和艺人签约时就会商定好他们要去多少次时装周、在时装周上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权益。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敲艺人档期上，因为这些是他们必须得提前预留好的。”

品牌代言人们除了看秀、拍摄官方物料和出席晚宴等工作，男装周的其他时间基本都留给了媒体合作。“艺人去时装周的时间基本只有四天三晚或者三天两晚，所以行程会排得非常满，我们一般要留出两到三个纸媒封面的拍摄，单是一个拍摄就要预留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Eve记得当年跟过最长的一次艺人封面拍摄，拍了差不多快8个小时。

至于剩下的时间，Eve还要见缝插针地安排各种新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从艺人的出发造型，到艺人落地的造型，再到各式各样的街拍和采访策划，你要把每一家媒体都尽量安排进去，尽量做到雨露均沾。”回想起当时的工作种种，她向我们感叹到，“虽然我们是在按部就班执行前期确认的工作，但艺人的行程实在是不可控，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来解决各种沟通的问题。”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深度介入，Eve和几位品牌公关都坦言，它带来的改变不仅是秀票安排和品牌预算的变化，也改变了品牌对内容产出需求的变化。“除了传统时装报道，可以选择的形式变得更多了。”公关A说。直播功能普及，“短频快”报道成为趋势，品牌需要更加直接的渠道来拉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公关B就深有体会，“社交媒体的时效性促进了时装秀的传播，可能坐在后排的媒体老师还没看清楚衣服的样子，在国内的大家就通过坐在第一排嘉宾的朋友圈看完了整场秀”。

此外，艺人成为社交媒体更为追捧的话题，并已经超过时装秀自身的讨论。这一现象的产生，直接将品牌公关的工作和品牌的影响力变成一种可量化的存在。“流量时代的粉丝文化可以量化品牌的网络热度和真实销量，已经变成直观衡量一场时装秀出圈与否的关键。”公关A继续补充道。

可量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品牌公关们工作量的不断增加。“我们总部考察在新媒体的露出其实就是秀结束之后的三天数据，”Eve说道，“那时候我的责任就是将KPI越做越高，我记得最后一年我报KPI，每一季时装周的播放量都是上亿级别的。当然，这个数据跟现在微博几十亿的浏览量是两个概念，完全不能比。”

说白了，男装周对于品牌来说其实还是生意场。而品牌公关在其中主要扮演的就是一个“平衡者”的角色，即需要在有限的预算和时间内，通过传统纸媒、新媒体、自媒体和艺人等渠道，为品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男装周不仅给品牌公关带来高强度的工作挑战，对媒体来说亦是如此。虽然当下不管是传统纸媒、新媒体，还是自媒体，对于男装周报道内容的规划、类型以及呈现形式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在早些年，传统纸媒和新媒体的工作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康乐回忆起自己去男装周的经历，表示并没有特别忙碌。“有的时候碰上了要在国外执行的拍摄，但并不多，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跑秀。”在秀场上他除了要看新的设计之外，有机会还需要见缝插针地在后台与设计师做一个快速采访。但总体来说，那时候的传统纸媒在男装周期间并没有太多繁重的任务。

新媒体则有着截然不同，且“兵荒马乱”的工作安排。在纸媒依旧遵循传统报道模式的时候，门户和垂类网站已经在想方设法获取更多关注。编辑们将“时效性”当成武器，会把现场获得的内容第一时间更新到社交媒体——那时候特指微博。

“ 以前参加时装周特别羡慕杂志的编辑们，因为感觉他们就是漂漂亮亮去看秀。我们是要干活儿的，譬如我们要给自己带的艺人拍出发图，秀场上拍的所有物料都要第一时间发布，要发晚了是会被骂的。别人坐在第一排看秀，我们基本都在低头修图或者发微博，根本不知道衣服什么样。看完秀还要做采访，回到酒店还要盯后期，没有秀的时候也可能是在拍摄。”拥有十几年新媒体工作经验的X向我们一件一件地罗列。

既然新媒体在传播方式上比传统纸媒拥有更多优势，所以早期许多网站也会通过艺人合作来提升男装周报道的影响力。在那个品牌还没有拥有这么多代言人的年代，许多上升期的艺人都希望通过这种合作的形式来参与男装周。这种“媒体+艺人+品牌”的合作形式很快就形成一股风潮——媒体靠艺人赚取流量，并通过品牌盈利；品牌用媒体增加曝光，靠艺人提升销量；艺人则通过这种“镀金”抬咖升值，一切都合理得理所当然。

当然，这种合作模式不管对传统纸媒还是新媒体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条件”。Jeremy表示，艺人去看秀的同时，还需要配合许多植入的拍摄。“不管是服装、配饰，还是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没办法，这样一趟行程光成本就得好几十万。”他还告诉我们，“那段时间特别流行拍摄翻包视频，我们合作的每个艺人都要翻包，有时候还需要他们手持产品。跟艺人开口谈这些特别尴尬，但我们总不能赔钱去做这件事。”

相比品牌，社交媒体的发展对中国媒体的影响更大，毕竟这是大家维持生计的根本。最为直观的影响在于不同媒体类型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康乐就发现在自己的媒体生涯后期，所有杂志都开始尝试着拥抱新媒体内容。“大概是2015年左右，纸媒就开始想尽办法探索新媒体的方式，最先是发微博，然后就是发微信公众号。但直到2016年我离开这个行业，传统纸媒好像也没有摸索出一个好的方式去进行线上的报道。”

原本还会在时效性和专业性上权衡的传统纸媒，面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流量密码，所有的工作标准都被摧毁重塑。从新媒体转做传统纸媒的W深有体会，“刚转做杂志那一年还享受过两季比较清闲的看秀日子，但是从这一季开始，我发现不管是传统纸媒、新媒体还是自媒体博主，在男装周的行程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而且以前是新媒体之间相互争抢拍摄小视频的速度，现在则变成传统纸媒编辑和自媒体博主们竞争了。很多原本我们觉得高高在上的杂志主编们都放下矜持，开始满场跑着拍艺人视频来争抢流量。”

与此同时，品牌的身份也在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发生改变。“品牌本身越有名，它自己就越像是一个媒体。”康乐接着说道，“既然品牌自己发布的东西也会有人看、有人关注，那么它对于传统纸媒就不会像曾经那样需要。”

大部分媒体人对于这种打破传统报道形式的趋势持乐观心态。媒体人E认为：“传统纸媒也可以用不传统的方式去记录和报道男装周，世界上有记者才有媒体，而编辑的第一个身份就是记者，只是现在给你的不再是一支笔，而是一部手机。”媒体人D认为传统纸媒、新媒体和自媒体之间不应该有壁垒，“许多自媒体也会有传统媒体的思维，所以传统媒体也可以转型成为更具风格的自媒体。”

深耕互联网行业的媒体人F也表示：“很明显，现在即使再专业的时装编辑，在写稿之前都要看看小红书热词，去挖掘算法友好词汇。纸质媒体上一篇深度报道，需要加工成浅显易懂的稿子，加上几十个话题，分成数十条内容转载至社交媒体平台。编辑部开始要求人人运营自媒体，去做社交媒体的认证，连平日做选题也要看是否有网络传播度。”

新事物的产生，同样会带来新的问题。Jeremy就发现，“流量”逐渐成为一个束缚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创作者的枷锁。

“ 比如说某个顶流艺人，你在做报道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写，就发一条与他有关的图片内容，就可能收获大量的点赞评论收藏。你说你要不要这个流量？当然要。”我们现在点开任意一个传统纸媒和自媒体的社交平台账号，都会看到男装周期间的内容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着艺人展开：相同的一个艺人，在不同媒体平台的视频中做着一样的事情，回答着近乎大同小异的问题。Jeremy无奈说道：“但是你的内心其实也很纠结，你觉得这个内容真的没有质量，那又能怎么样呢？”

与Jeremy的观点不同，此类内容报道在康乐看来有着它存在的意义。“只要有人看就有意义，传播就是意义。”他说，“如果大家都在用同一个角度去关注同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创造出一种现象。”

那些被业内人士认为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内容，在跳脱出专业领域后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影响力。康乐继续说道：“比如所有人都知道可口可乐，绝大部分奢侈品牌的知名度肯定不如它吧，但可口可乐仍然需要做广告，不管是电视还是灯牌，因为它需要不停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你才会想起它，才会天天去买它。”尽管奢侈品牌服务的是一小群精英阶层的人物，但品牌们仍需要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这也是奢侈品服务的一部分。你用了我家的东西，所有人都会知道。”于是，艺人就成为了这一强化大众认知最为有效的渠道。

媒体人F将流量影响内容的现象归结为一种传播权力的转移，“从时装编辑去决定什么是美，到现在由算法判断什么能火，从专业话语的垄断，到现在普通素人就可以分享自己的时尚经验。”但这并不代表着传统严肃的男装周报道内容没有存在的必要，正如媒体人D所说的一样，“不同媒体的属性和报道方式本就不一样，观察的角度不同，只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有不可替代的读者体验，传统的时装报道也依旧有着其存在价值。”

在全民自媒体的时代，专业性反而有了更为可贵的地方。在Jeremy看来，时尚教育的进步让许多粉丝和读者都有了更为专业的知识储备，进而他们会对传统纸媒的专业素质要求更高。用媒体人F的话来说，媒体对于男装周的参

与应该有着自己的平衡之道，“媒体应该思考如何用技术扩大声量，但需要坚守内容品质。拥抱流量，但不被流量驯服。”—我们需要专业的内容，但同时也需要更多贴近生活方式的表达。

回到我们这个选题的立题根源：从什么时候开始，男装周开始不似从前那般有吸引力？

本次接受采访的媒体和公关普遍认为是在疫情之后。Zoe就表示：“国内媒体无法前往，与此同时TikTok兴起，品牌开始优先选择国际艺人和网红博主，不再依赖中国这个单一的流量池。”疫情同时也改变了媒体一直以来的报道习惯，康乐认为：“很多人曾经认为无法离开的东西真的离开了，但离开之后好像谁也没有因此而做不下去。大家并没有因为无法去到男装周而停止工作。”而且他也分享了上文提到的“品牌即媒体”观点，“只要品牌足够有名，关起门搞一个线上发布会也会有人看。”

也有人认为早在疫情之前就有蛛丝马迹。“媒体+艺人+品牌”的合作形式走到尽头，全球性经济的衰退让原本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不再稳固。“我曾与其他甲方公关朋友一起聊天，我觉得总部对待中国市场一直都是比较功利性的，你生意好的时候他愿意给你预算，给你秀票，给你所谓的重视，但生意不好的时候，他自然不会分给你太多的关注。”Eve说道。

“我以前所在的品牌从2018年开始就在女装周发布男女装系列，哪怕男装造型比女装多，因为我们只需要在女装周期间额外邀请几个固定的男刊就OK了。”Zoe补充道。对于男女装合并办秀，公关B认为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无论是成本控制，还是媒体曝光，对品牌来说都是件性价比更高的事情。”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男装周的创意不似从前那般吸引人。Jeremy和Eve同时表示，设计师们的作品都没有以前好看了。“我记得当年还在跑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每一季秀结束之后各个品牌总会有一些款式让你有冲动去聊一聊。现在看秀，这种冲动越来越少了。”

于是，伴随着影响力的衰退，品牌预算的削减，参与男装周对于媒体来说似乎不再有必要。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图文视频，让时装编辑和自媒体博主们在后方就能专业地写出秀评—甚至还会因为无需赶场而有了更为迅速的反应。媒体人E就此感慨道：“当我从商务舱被转移到经济舱的时候，我感觉男装周的风光不再。反正在国内也能干的活儿，在家躺着不好吗？”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男装周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譬如媒体人F就觉得这不过是时尚从业者产生的“幸存者错觉”。“时装周的影响力其实是一直都在增长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用户的消费力和审美也是不断增长，对于生活、服装、美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在不断提高。但是新兴的年轻用户更多会在意商品的性价比和实用性，对于奢侈品和大牌的祛魅，让时装周看似失去了影响力，但是时尚其实一直潜移默化地在往更大的圈层扩展。”经济下行促使我们产生理性消费心理，媒体们认为它作为一项时尚活动的参与度大不如前，但从大众认知层面来看，它的影响力其实是在增加，只是开始往下沉市场转移。

Jeremy还认为，品牌在一年中各式各样的区域性活动规划，也在分散着时尚从业者们对男装周的关注度，但实际上这些活动并不会影响行业外的人。

“男装周好像没有人关注了，其实是因为你关注的点太多了。它依旧是男装流行趋势的起点，而且比以往更多元化。”

即使对于男装周的热情消退与否众说纷纭，但庆幸的是，大家都认为它并不会因为市场环境的下行而萎缩至消失。所有的受访人认为，时装需要到线下空间感受面料和设计的精妙，需要身临其境才能感受秀场的魅力所在。正如公关A所说：“人的感官是立体的，和一件衣服的近距离接触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磁场。特别是秀后的预览环节，可以亲自触摸服装的质感，全方位研究设计细节，这些都是在线上直播中无法感受的。”

那么未来的男装周会驶向何处？“我觉得时装周本身不会改变，”媒体人E通过自己的职业身份来分析，“改变的应该是媒体报道时装周的方向。是要坚持传统报道，还是要抓取流量密码，都是需要媒体自己思考的。”媒体人D也表示：“当下大环境就是这样，既然没办法去改变，那只能调整自己去适应它。现在思考的不是媒体还有没有必要去时装周，或者时装周该何去何从，而是要考虑该如何改变自己，以什么身份做出什么形式的报道来适应时装周的变化。”

公关A和媒体人F觉得技术的发展会改变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前者认为未来男装周会更加考虑那些无法亲临现场的消费者，将创造出不同的形式让更多人身临其境。后者则认为男装周会逐渐变成一种新的沉浸式表演空间，重新定义设计师、消费者与生产技术的关系—毕竟，我们这次讨论的媒体和艺人只是男装周这条产业链中的其中一环罢了。

男装周的未来我们无法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时装造梦产业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我们依旧需要一个像男装周这样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场合。这里不仅能创造出新的流行趋势，更能让世界男装文化不断保持着鲜活力量，吸引着更多的故事和创意加入这场流动的盛宴。

编辑-代晶地

新媒体编辑-锦鲤

文字-Toby、Di

插画-二丫